江景餐廳的包間里，空氣凝滯得仿佛能捏出水來。

        一份薄薄的合同放在鋪著潔白桌布的轉盤上，孟凝輕輕轉動，將它停在一對夫婦面前。

        女人粗糙的手按住了紙張邊緣，指甲縫里還留著干農活留下的泥垢，男人則伸著脖子，眼睛貪婪地掃過那些打印出來的條款，尤其是數字部分。

        “這五年，于澈跟我，期間，你們小兒子換腎的所有費用，包括后續抗排異治療、營養費，我全額承擔，我會動用我的資源，盡快找到合適的腎源，”孟凝開口，聲音冷的如同在敲擊冰面，“五年后，合同終止，于澈歸還你們，他那時年紀正好，你們依然可以為他安排婚事，這比現在立刻讓他去換腎，或者匆忙找個人家入贅，要劃算得多。”

        換腎了可就入贅不了了，入贅的話彩禮又不能支撐小兒子換腎。

        只有眼前這份合同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養母的嘴唇蠕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么，眼神卻死死黏在合同上那串代表金額的數字上。

        坐在孟凝旁邊的譚如秋適時地傾身，臉上掛著恰到好處的同情和務實，將種種好處掰開揉碎講給這對被現實壓彎了腰的夫妻聽，尤其強調了躺在醫院里等待救命的親生兒子，以及換腎后漫長的、耗錢的反排異治療。

        她的話語像精準的針，一下下扎在他們最痛的點上。

        這對夫婦交換了一個眼神，男人從內袋里摸出一支看起來廉價的簽字筆，粗聲粗氣地問：“簽哪兒？”

        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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