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8年后，蘇聯的命令式管理模式下的企業主要目的是完成蘇共中央，蘇聯政府下達的生產計劃。蘇聯也建立起了如何完成生產計劃的管理體系。隨著蘇聯的經濟快速發展，這個計劃體系也在不斷擴大，逐漸覆蓋更大的社會空間。

        現階段，蘇聯的計劃管理內，企業效率很高，分配也相當合理。蘇聯人民收入快速提升，對政府的滿意度很高，生產熱情高漲。但是高效本身就需要排除意外，意外往往等同于變化，這個世界則是處于永恒的變化之中。

        蘇聯現階段的經濟模式將發揮出強大的威力，以推動蘇聯的高速發展。在完成此階段之后，蘇聯如何應對更復雜的需求而不斷提升企業支出，是我們需要觀察的重要內容之1。”

        李潤石看完報告的最后1段，覺得報告里面中蘇兩國企業的對比案例的內容還不能滿足他此時的需要。李潤石便讓秘書去詢問能否借調商務部的有關資料，秘書聽完后試探著問道：“李部長，我們可以向商務部咨詢，也能向黨校咨詢。”

        李潤石答道：“找智庫。”

        秘書愣住了。文明黨是執政黨，同樣也將自己定位為1個學術組織，所以文明黨的成員要定期參加學習，黨校則是學術研究機構。而智庫則是文明黨體系之外的學者組成的咨詢機構。現階段，這些智庫只能以商業機構的身份進行注冊，也就是說，當下的智庫是個販賣知識與預測的機構。

        “部長，智庫是收費的機構。”秘書提醒道。

        宣傳部并不至于缺乏最起碼的部門資金。李潤石知道宣傳部不差這點錢，而且很確定秘書在意的并非是資金，而是如何上報這筆資金。李潤石心中稍1盤算，便做出了決定，“找到這個領域研究的智庫，我們付錢。”

        等秘書離開后，李潤石心中也頗為忐忑。中央集權的政黨面對1個制度上的問題，“如果1個組織并非在黨的領導之外，這種組織的存在價值是什么。”

        如果是蘇聯的制度，黨之外的組織都有有害的，至少其危害性超過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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